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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读书2021年度推荐图书10本

2021年过去了,冬天依然寒冷。阅读的火苗是大地复苏之前的线索,是走出洞穴的引路之光,也是热爱的依据。

在长名单公布之后,我们经过了多轮反复讨论、提名和争辩,也经历了编辑部内部从不同意见的分散再到集中的整个过程,最终选出2021年度推荐图书10本。

难免不足。比如《奶酪与蛆虫》,作为一部有关键性意义的著作,已经出现在2021年的大部分阅读榜单,而同样优秀的当代华语历史写作却并不为公众所熟知,因此我们最终并没有将它列入10本书之内,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同样类似的还有《帝国的技艺》《文化研究指南》《坠物之声》……在此我们依然向这些优秀的作品表示敬意。

在缺憾的背后,是我们希望与读者一起,对于完整的不断追寻。一如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所说:“人类的本性原本就是一个整体,对于完整的渴望和追求即被称作爱。”作为全部物质和精神实体的我们,从未停止过对知识的探索,那是无数“已知的我们”在不断寻找着一个个组成着我们的另一部分。正是这种哪怕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不断进行的探索,把微小的个人的爱升格为一种精神共同体的热爱。

在文学小说中,寻找另一部分意味着探索语言的边界和更新创作的想象力。《三只忧伤的老虎》这本“不可译之书”的引进,向我们再度展示了地球彼端那一个世界无可替代的文学魅力。而中文小说《潮汐图》则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岭南写作”风格,作者林棹通过小说中的世界和个人联想的互相影响,实现了故事和写作的双重自由。正如书中所说,“世界是大的,因此,听过风的海客不甘再困于囹圄。”

在《重走》一书中,作者杨潇用行走的肉身经验组成了大量文献资料口述之外的另一部分故事;《遇见黄东》以一个中国18世纪普通中国人看似不可思议的经历提醒我们,在小人物的戏份里,世界过去的图景都拼上了更清晰的“另一块”拼图;思想史著作《反启蒙》致力于寻找启蒙的共生体,梳理组成现代性思想的另一脉络……

事实上,无论是政治学,还是思想史,是人类学还是历史研究,在我们评选出的年度书单里,它们都涉及到这一点:面临新时代,我们应当如何吸收和处理过去的经验——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遗产?在盖章定论的背后,是一切的裂隙和复杂性、有待厘清的暧昧与含混,正因此种丰富,吸引着我们不断去探索它们,它们是组成我们今天的另一部分。

不得不提的是,在2021年度推荐图书中,我们很高兴看到能有半数以上的女性作者,无论是《谈判中的城市空间》作者费丝言创造的新研究范式,还是小说家林棹新的岭南写作,女性创作者和研究者都在为我们的未来,指明着一种方向,这个方向涉及半数人类的未来,如《拉扯大的孩子》作者,同为女性的安超所说:“要超越个体性的、‘祥林嫂’式的自我叙事,和更大的公共世界对话,真正从文化和制度意义上去为这样的一群人找出路。”

2021年的这10本书,它或许不是这阅读火光的全部,但想必是其中的重要一部分。没有这些“另一部分”,我们对完整的追寻,对整体的认识就无从谈起。那么,就从这里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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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珠江水上人家到广州十三行,从澳门好景花园再到欧陆帝国,林棹借一只虚构巨蛙的游历,自愿从《流溪》里个人的、私密的情感之域流放,成功复活了鸦片战争之前岭南地域的风土人情。《潮汐图》掺杂着十九世纪古旧粤语的写法,让人想到中国方言(吴语)小说的开山作《海上花列传》。它不好读,又让人迫不及待投身那个想象的世界。如果说《流溪》里尚有模仿纳博科夫炫耀文学技法的痕迹,那么《潮汐图》已臻于成熟:语言、文体、叙述、风格……都得到全面更新和精心构造。其视野之宏大、文体之驳杂、想象之绚烂,在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学作品里都称得上独特。我们需要用更多时间来认识它、研究它。期待一门“潮汐学”的诞生。 (把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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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流俗地》是2021年华语文学里的独特风景,小说绕开了宏大叙事的陈词滥调,也没有沉溺于文字游戏,而是将现代性与世情小说结合,以细腻而柔情的目光,俯瞰马来西亚社会的人世哀矜,也为华语文学提供了一组珍贵的女性群像。小说不仅写了女性的折损与消耗,也写出了女性之间的友谊和互助,对待笔下人物,黎紫书投入了更多的慈悲,也赋予了她们直面困境的勇气。小说在地理、人物和叙事上,都没有选择宏大叙事惯用的素材,而是把着墨对象放在盲女、马票嫂、细辉、婵娟等小人物身上。他们中不乏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在这浮世如蝼蚁般立在历史长河中的木板上。黎紫书在践行一种现代的世情书写,在她的笔下不只有小说技术,还有对于市井人物和社会边缘人的共情之心。在小说这条道路上,她正愈发精进,而我们有理由期待,她未来更加自由的书写。(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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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从未因它的幽默而著称,然而《三只忧伤的老虎》改变了这一点。作为一本几乎颠覆了西班牙语的“迟到经典”,它在1964年诞生之初就被认为几乎“不可翻译”。作家因凡特使用古巴哈瓦那本地独特多变的西班口语进行写作,同时在书中大量运用双关语,使得人物的意识流动和作者的写作都因此受到驱动,让整个故事在很多看似无关的内容之间游走。

以看似无关联的碎片感打破书面语的逻辑性,作家因凡特通过源源不断的行文构成整个故事的内在联系。在这种“缀网结珠”的结构里,我们得以看到在古巴革命前不久,哈瓦那夜生活的整个画面。同时,作家也善于用喜剧感来对抗一切的悲伤和平庸,力图让严肃文学写作远离庙堂之高与庄严神圣,用幽默来书写深刻。书中精彩一处是因凡特戏仿了古巴的七位作家,用不同风格的行文来写作“托洛茨基之死的前后”,借此讽刺传统写作中的炫耀与刻意。对于那些认为写作是为了让自己区别于体力劳动者的人,因凡特说:作家与公交司机无差。

我们庆幸这部作品的姗姗来迟,也感谢译者范晔用他精准巧妙的翻译向我们再度展露了地球彼端那另一个世界无可替代的文学魅力。(沈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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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补缀西南联大和湘黔滇旅行团历史细节的意义上,《重走》是一部续作,亦是一篇序章。作者杨潇的目力和笔力,决定了我们无法仅以重述、综述的预期低估它:一位青年人在精神困顿时,以一代知识分子流亡史为锚点,徒步三千里,向沿途的人文地理发问、求是……这与在当下社会和社群中找寻方向的每个人息息相关。途中,我们看见一个旅行爱好者的行动力、感受力和想象力;一个前媒体人的自尊和情义;一个青年写作者开启志业的全部勇气、诚实和善意。撇开历史视野,那些稍显细碎的“闲笔”也向日益陌生化的附近伸出触角:分不清的农作物、对地方小吃的喜恶……诚然,历史学者罗新《从大都到上都》为先声,《重走》的写作不可谓独创,却富有根植于己的思考和方法。今天,我们鼓励这样的身体力行,鼓励写作者从自我的呓语、生活的框架、文体的界限中脱身,创造一种无限接近自由的可能。那也是接近“答案”的可能。(巴巴罗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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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书中写到的寻亲之旅,这本书也是一个奇迹。作者娜塔莎沃丁凭借个人意志,完成了一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工作:通过档案、网络以及其他各处获得的“小道消息”,完整拼凑出谜一般的家族往事。在这个家庭“爱与黑暗的故事”背后,是东欧二十世纪波诡云谲的历史:东方劳工、纳粹集中营、俄国革命、乌克兰大饥荒、第二次世界大战……《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不只是一位女性的生命史、一个家族的苦难史,更是人类在二十世纪犯下的罪恶史。它虽然是一本非虚构作品,却以类似推理小说的方式呈现,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有着比虚构小说更富戏剧性、更引人入胜的悬念和看点。(把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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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东,本名黄遏东,18世纪中期广州商馆区为洋人打工的一个小厮,后随东印度公司船长去到英国,在公爵的宫室里做僮仆。这样一个名字,并非全然无迹于其所生活的时空,就像后人若以遍寻的努力在旧日种种痕迹中查找你我,总能觅得几处存在;但这不等于被历史所记载,除了当时当刻的即时功用,没有谁会把时代演进的轨迹与我们这些名字关联起来。作者程美宝却从大英图书馆的两封书信开始,将“黄东”的名字刻印进了自己内心,通过零碎而不懈的追踪,最终串联出18-19世纪中英文明接触与交互的一个局部,进而形成重新理解“传统-现代”历史分期的另一种可能。这是中国学者在微观史学上的一次成功尝试,也再次提醒着我们历史的多重维度和应当保有的人文温度。(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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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是一部仍待打磨的作品,尤其在田野材料与理论分析的衔接和掘进上。但作为博士论文,作者安超没有虚张声势又有章可循地制造学术工业化产品,而是以自己的家族为剖解样本,将诚恳视角伸入隐微心史,勾陈出百余年的民间养育图景。不同于常规教育学研究呈现出的实用理性,充满复杂命运与朴素经验的“民间养育学”,是对被忽视被淹没的底层教育的一次重新发掘和郑重理解。这是“把自己作为方法”的一次勇敢实践,真挚的探知与求问召唤着知识思考的本来意义,无疑构成了对当今某种学术状态的反衬和敲打。更为珍贵的是,这条通往公共关怀的路程上,作者也完成了对自我人生的反刍和疗愈,正如她自己说这“是一个迟到的家书,也是对底层劳动父母迟到的歉意”。(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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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启蒙话语的批判,总是与流动的社会思潮紧密相连。 近些年来的新保守主义右翼势力,基于短视的现实考量而展开了新一轮的话语冲击。 作为启蒙运动的孪生现象,反启蒙思想推崇特殊性,借此批判启蒙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和抽象理念,与理性主义、自然权利形成了另一种对立的思潮,意欲重塑人和社会的意义。 从柏克、迈斯特、斯宾格勒到我们时代的新保守主义,反启蒙思潮始终致力于抨击现代社会所推崇的那些启蒙价值。

《反启蒙:从18世纪到冷战》从思想史的不同侧面重新考量了两百多年间的反启蒙历史及其话语流变,重新发掘了反启蒙思想家们的共同思想基础,将反启蒙思想置放在现代性思想谱系之中,梳理出了另一条现代性思想谱系,重新界定了反启蒙思想的历史地位,也借助对反启蒙思想的历史梳理,重振了我们时代的启蒙精神。在向右转的全球局势下,我们依然需要持续拥抱启蒙精神,因为启蒙精神的内核就在于它让我们永远对更合理、更理想的秩序抱有信心。(萧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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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凝聚了丸山真男作为历史学者和以“启蒙”作为志业的知识分子追求的作品中,他以思想史研究的方式展现了他的关怀与洞见所在。自诩“脱亚入欧”的日本缘何走向战争?战争中,国民为何与强权沉沦共舞,最后一起步入深渊?丸山真男借用西方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清理了日本传统文化中的沉疴所在,更希望在战后日本的精神废墟中找到新的思想资源,使国民精神真正地摆脱蒙昧与野蛮,从而真正走向现代。

成长于大正民主时代,并且在康德与马克思的作品中获得精神解放与独立的丸山真男,毕生追求的启蒙价值在今天分裂的思想界看来不仅稀缺,同时面对着左右两派的持续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样的立场超越了特定的历史,值得今天的我们在他的遗产中继续他未竟的求索。同处东亚文明语境下的我们,在追求价值现代性的过程中,也许在时代精神与思考路径上与丸山真男的问题意识有相似的轨迹。这也许就是他所追求的思想史研究的境界:找到历史潜流的“执拗低音”,与当下的时代不断进行对话与诠释。(三只小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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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时代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影响,基于不同的理论方法,得出不同的结论,也带来了各种争议性的答案。 费丝言在开篇就对先前的理论进行了利弊的分析,寻找更适合中国本身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而认为历史学家不应将城市化视为商业化 发展的副产品,而应将其视为各个朝代的制度框架和文化趋势的塑造过程; 在 研究中国城市史时,既不能将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也不能把城乡一体化,需要将“城市”和“城市化”置于不同时期的帝国结构中考察。

费丝言借助晚明南京城市史的研究发现,以小农社会为建国方案的明帝国,在历经了晚明时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的变化冲击后,帝国结构的内在变化让“城市”本身和“城市化”进程发生了转变,比如农业帝国如何应对新出现的城市化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谈判所带来的城市空间变化,这些脱离农业帝国既定政策的社会发展所形成的政治行动或文化表述等谈判方式,如何影响了中国城市的发展。借助中国城市史的特殊性,费丝言对晚明南京的研究,超越了西方城市史的既定研究范式,也启发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路径。(萧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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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年成立的“未知大学”自治社群总干事;面对现实,忠于理想slogan拥有者;乌托邦爱好者;旧世界的编辑、作者、导演,新世界的门外汉

人类观察员,地下游记者,喜欢用离经叛道的方式解读文学作品,致力于给世界增添一些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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