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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益丨“装订”作为书籍“交流循环”的环节及其意义:一个基于比较视野的书籍史考察

摘 要:欧洲十六世纪以降商业出版“交流循环”(communications circuit)中存在着“装订”环节,“装订”主要反映的不是印刷而是出版和销售的内涵。明代中后期至清初商业出版中同样存在着这一环节,以通俗小说书籍最为典型。“装订”的存在,乃是当时商业出版及图书贸易实际的必然结果。以“装订”为观照视角,可以对明代中后期至清初蓬勃兴盛的商业出版得到崭新的认知,并能够帮助我们发现通俗小说纷纭复杂的文献、文本问题的真相。

作者:赵益,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1年第3期。

“交流循环”(communications circuit)是西方书籍史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提出的一种书籍史的观照视角。在达恩顿看来,因为书籍是人们沟通和交流的媒介,所以研究书籍就是研究人们的沟通与交流。书籍之所以成为媒介,大的方面是把作者的想法和观念传播到各处,阅读者由此改变了思想和行为;小的方面是从书籍本身的撰作、生产、销售、发行、流通、运输、购买、借阅到阅读接受,无时无刻不处在一个从很多人到很多人的协作、交流和传递过程之中。书籍史研究者不仅需要探讨这一过程中的每个环节,也需要研究这一过程的整体在不同时间地点的表现形式以及同周边其他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够做到把书籍当作一种人类的沟通手段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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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交流循环”的流程和环节是基于西方近世出版业的实际状况而得出。以此比照中国宋以来的书籍出版特别是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商业出版,除了书籍制作的具体技术,存在重要差异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作者,二是读者,三是销售。作者问题另当别论。读者和销售方面一眼就可看出的不同之一是:西方在这两个环节中都存在所谓“装订人”,而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书籍史研究中则几乎从来没有被提及过。

欧洲和中国的书籍形制先后出现了册页书,因此都存在“装订”“装帧”的技术环节。书籍“册页制度”本身也必须兼顾装订的需要,如西欧书籍的“帖码”,最初都不是为了方便读者,而是为了协助工匠完成装订工作。中国古代雕版册页书籍的“鱼尾”“版心”及书名、页码标识等,也是同样的情况。以上本乃常识,毋庸赘言,但有一点则必须强调:相比之下,欧洲印刷书籍的装订环节在书籍制作过程中更为重要。

第一个原因是欧洲书籍装帧技术较为特殊。欧洲因为册子本(codex)出现较早,写本时代即注重装帧,无论是材料、工艺还是外观审美,都极为考究(当然,小开本大众图书与大开本的学术书籍的装帧仍有区别)。进入印本时代,装帧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第二个原因是随着欧洲印刷业的发展,装订越来越成为商业出版中一个重要的分工环节:因为书籍需要批发和分销,特别是需要销往欧洲各地,因此不会首先进行相对昂贵的装帧,而是将散装书页直接运输。这样的方式不仅方便于分发各地,更重要的是有利于销售:各地分销商、零售商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装订。事实上早自十五世纪起欧洲大部分书籍出售时都未经装订和修饰,这一工作由零售书店根据读者的不同喜好来完成。早期最典型的例子是《纽伦堡编年史》(Nuremberg Chronicle),因其带有木刻插图,插图又可以手绘上色,因此装帧和绘色都由零售商按照读者的需要分别进行。在手动印刷时期的英国,首都伦敦有专门为分销商提供装订服务的装订商;其他地区则通常由分销商自行装订书籍。比较少的印刷商兼事装订和销售,他们一般也不会装订自己印刷的所有产品,而只是装订其中预期可以售出的和从其他出版商处购买的书籍。

显而易见,尽管“装订”是欧洲印刷书籍重要的物质性、技术性要素,达恩顿“交流循环”模式中的“装订”却并不仅仅指纯工艺流程上的装帧成书。“装订”作为书籍“交流循环”环节的真正含义是指最后的“包装”,即加上印有书名、出版商或订制商、零售商名称的书名页,并进行某种满足于不同读者需要的装帧修饰,从而真正完成一本按出版商意图销售给读者的“书”的过程。其本身在表面上看是“印刷”流程中的一道工序,但实质上则是“出版”与“销售”流程中的重要步骤。易言之:“装订”主要反映的不是印刷而是出版与销售的内涵。

“装订”成为一种“环节”,是商业出版的必然结果。当图书成为商品、图书出版成为商品生产之后,在商品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图书产业一定会形成编撰、出版、印刷、销售的分工,在销售环节中,又会出现批发、代销、零售的不同方式。分工可以提高效率,销售方式的多样化则可以促进销售。欧洲“早期的印刷商身兼印刷者、出版者和销售者的角色,但即使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市场,这种模式也是无法长久维持的。经营一个印刷工场所需要的巨额前期资金投入,很快就迫使印刷商分散投资风险,并追求更大的市场。印刷作坊主(master printers)开始专注于主要的出版业务,从贵族、富商或机构那里获得资金支持,建立销售网络,以确保在业内生存下去,并获得足够的投资回报。随后,成功的印刷商(printers)成长为出版商,从而实现生产与销售职能分离”。

就“出版—印刷—销售”这一流程而言,三者的分工可以使出版商专心于图书的选题、编纂,让烦琐的制版、刷印、装订(此指纯工艺意义的装订)由专门的印刷商负责,最后销给批发商或零售商,销售到更广大的范围;印刷商则可以专注于提高技术、降低成本,又可以多方寻求印刷订单,扩大生意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印刷商只是提供印刷成品,而出版商或销售商则按其意愿进行“包装”——装订。原因在于出版商需要进行各种宣传,包括改易书名、作者、出版时间、版次等;而销售商则需要易以自己的名号,同时也增加各种广告式标签。而这一切,都通过装订——在装帧美化之外,主要是增加另外印刷的扉页、目录、序跋、出版商标识等书页,抽换相关书页等——加以实现。当然,较大的出版商往往自身拥有“出版—印刷—销售”完整的生产链条,但他们同样会有进行不同的“装订”的需要,因为这是商品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

既然“装订”是商业出版的必然环节,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进行中西书籍史的比较,以发现新的问题,得到新的认识。

首先是明代商业出版已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分工。雕版印刷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技术集中于雕版环节,因此明代中期以后刻工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从业群体。再加上雕版是出版过程中成本最高的环节,书版制成后又可以长期使用,因此可以肯定当时出版已形成分工,也就是存在专门进行雕版的独立工匠和工坊,一如欧洲的雕版插图和书籍装帧、装订一样。尽管我们不能否认明代中后期的中国和十五至十六世纪的欧洲都有着集编纂、刻/印、销售于一身的出版商,但商品经济必然要求分工这一规律显然从一开始就已经发挥作用。关于明代建阳和南京的研究也表明,两地特别是后者的三山街、钞库街、大报恩寺一带已经形成了一个密集的产业园区,拥有从原材料和产业工人提供、创作编纂、雕印到批发、集散、运输、销售的完整的产业链条。

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出版链条中的出资刻版者很多时候是隐名的,因为他们拥有版片,已经可以获利;而署名的书坊则有可能是刷印、分销商。明清时期付“板头钱”刷印成为书坊出版的常态之一,正是这种分工的典型表现。明清时代内府、寺庙、书院所刻书版,往往成为某种公共资源,任由书坊或个人付费刷印,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明南京大报恩寺藏《永乐南藏》书版、清内府已刻书版,以及清阮元学海堂所刻《皇清经解》等。清初张潮私人刻书,以馈赠友朋、交通声气为主,但“肆中如欲得书,听其买纸来印,至于板头,可以从轻,止得加一足矣”。这样可以使双方皆得便利。很明显,对商业出版而言,这种便利是一种本质性需求。

其次是批发已经出现,这一点更为重要。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最早据吕留良《答潘美严书》所云“若金陵书坊则例有二种:其一为门市书坊,零星散卖近处者,在书铺廊下;其一为兑客书坊,与各省书客交易者,则在承恩寺。大约外地书到金陵,必以承恩为主,取各省书客之便也”,证明了清初批发市场的存在。明代虽无确切资料,但从清初已出现大型的批发市场来看,明代已有较大书坊进行批发销售,应无疑义。

无论是自刻自印,还是付资刷印,抑或是购买印好的书页,一旦进入批发市场,就必然会根据各地商人的要求进行装帧、装订,或者保留简单形式以供其自行改装。后一情形可能更多,因为不同的读者需要不同材料的装帧,而且零售商也能够从中获利。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是官府、私人刻书,一旦有流通需要,常常也是简单装订而不加扉页(书名页)、封面的。

“装订”存在的实例,亦非常之多,不过为今人所忽视而已。以下先举一典型之例——明世德堂本《西游记》:

【例1】世德堂本今存四本:一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二十卷;二为日本广岛市立中央图书馆浅野文库藏残本,存十卷(卷十一至卷二十,第五十一回至第一百回);三为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天海藏藏本,二十卷;四为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本,二十卷。除去浅野文库藏残本外,其余三本正文卷端皆题“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月字卷之一”,下署“华阳洞天主人校/金陵世德堂梓行”;其中“金陵世德堂梓行”处,卷九、卷十、卷十九、卷二十皆题“金陵荣寿堂梓行”,卷十六又题“书林熊云滨重锲”。如果是孤本呈现出这样的情形,尚可理解为当时或后世某一书贾偶然拆并;三本皆同,证明在当时销售的某一批世德堂本《西游记》,均为如此。

【例2】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明万历间刻本四卷二十回《三遂平妖传》,卷一至卷三各卷正文卷端题“东原罗贯中编次,钱塘王慎修校梓”,第四卷正文卷端则题“东原罗贯中编次,金陵世德堂校梓”,“金陵世德堂校梓”七字有明显的剜改痕迹。有插图三十幅,第十一回插图左半叶有记曰:“金陵刘希贤刻”。

【例3】日本内阁文库藏《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八卷附《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正文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六字。卷二、卷七署“书林万卷楼刊行”,其余各卷题“书林双峰堂刊行”(卷九、卷十题“书林余氏双峰堂刊行”),而部分书页版心又题“仁寿堂”。有插图,记“王少淮写”。仁寿堂及万卷楼均为金陵周氏书铺名,双峰堂为建阳余氏书坊。

【例4】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忠义传》一百卷一百回,扉页题“四知馆梓行”,正文第二十二回第三叶版心下端又有“积庆堂藏板”五字。日本神山润次氏藏有另本,全同巴黎本。

【例5】英国博物院藏《新镌玉茗堂批点按鉴参补杨家将传》十卷五十回,扉页中间题“杨家将演义”,右栏题“秦淮墨客编辑”,左栏题“小酉山房梓行”。书前有署“万历戊午中秋日玉茗主人题”序,同《玉茗堂批点南北宋志传》。目录题“新镌玉茗堂批点按鉴参补北宋志传”,正文卷端题“新镌玉茗堂批点按鉴参补杨家将传”,题下署“研室山樵订正,郑五云堂梓行”。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

【例6】日本内阁文库藏万历庚申刻《新刊徐文长先生评唐传演义》八卷,正文卷端署“武林藏珠馆绣梓”,版心下亦题“藏珠馆”,扉页左下则题“书林舒载阳梓”。

【例7】《水浒》简本三十卷本系统之宝翰楼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和映雪草堂本(日本东京大学藏),两本正文部分出自同版,而扉页、序言、目录和插图的位置、数量则迥乎不同。

【例8】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藏《拍案惊奇》三十六卷,扉页题“富文堂藏板”,每叶版心有“尚友堂”,与清初覆尚友堂原刊诸本同。

【例9】明仙传《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大全》,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扉页署“金陵唐氏富春堂梓”。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版式、书名及字体不变,扉页中栏文字被剜改(或另制扉页书版),改署“金陵大盛堂梓”。富春堂和大盛堂均在南京,时间亦相距不远。

以上诸例的共同特点是:正文不同卷中的版刻题署(书坊)不同;扉页、目录、正文、牌记的版刻题署(书坊)不同。其中,例1、例3的三个书坊分别在建阳和南京;例2两个版刻者则在杭州和南京;例6两个版刻者分别是在杭州和苏州。例4和例1一样,存世至少有两部。例5则是另一种情况的代表:《南北宋志传》翻刻众多、题名多样,而此二本扉页、序、目录、正文卷端至少是四种版刻的反映。例7是正文部分同,其他部分题署、内容、位置、数量均不同。例8是正文与扉页题署不同。例9是二书同版,扉页题署不同。

继孙楷第之后对大量通俗小说版本进行观察、深描的柳存仁,即发现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文献问题非常特殊,很难归纳义例进行解释。对上述以明世德堂本《西游记》为代表的同一部书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堂名的情况,尤其感到“非常困扰瞀乱”。通俗小说和明清书籍史研究者进而对此展开研究,先后提出了多种解释,目前最为学术界公认的说法是所谓“版片易主”,即某一书坊将版片出售或转让给另一书坊,购得版片的书坊对旧版进行剜改后刷印,但因为仓促粗率而未能改尽。有学者根据例3(《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倾向于认为存在一种判别方法:同书版心署名数量多者为后刻者。

“版片易主”说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可以解释问题,但实质上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

我们知道,商品经济以获取最大利益为基本前提,任何行为都必须考虑到成本和收益。雕印书版是出版业中成本最高的环节,一部书动辄需要上百、成千版片,即使在水网密布的江南地区,苏、杭之间书版运输也是所费不低且极其麻烦的,更何况南京与建阳之间远隔千里!因此,过去的一种主流看法“雕版版片有时以或买或借的形式,从一个出版商转到另一个出版商手中,甚至辗转千里。如自明中期开始,若干建阳出版商在金陵(南京)以及江南其他大城镇开业,很可能会不顾交通困难,在福建与江南各地之间转运版片”,显然错误。在可以付“板头钱”实现就地刷印的情况下,版片交易后在两地之间进行运输,完全不符合最基本的商业规律。至于自家书坊赴外地开业而在各地之间转运版片,更不合常理:转运版片,何如转运刷成的书页?版片既已雕成,剜改部分题署后进行刷印自是家常便饭,何劳再将版片运至外地?所以,贾晋珠指出的另一种可能性才是真实的情况:并非是书版在建阳和江南辗转来往,而是它们往往是在同一地方刷印的,只不过把书名页或出版商牌记剜改而已。所以,不仅建阳和南京之间,即使如例6之《新刊徐文长先生评唐传演义》是在苏州、杭州之间转运版片,也是不太合理的。

当然,大量书籍的运输成本可能也不低廉。可是印成的书籍是立即可以销售的产品,而且大批量发兑一般都在生产地进行,由大小商贩分别贩运到各地销售,根本不需要再整体运至某地。商业出版中运输版片的需要或许也是存在的,但版片是出版中最昂贵的投资,一旦制成后就是生产资料,只有在整体费用特别便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将雕版工作委托给外地工匠,并在完工后将版片运回本地。

本地书坊之间版片易主固然不需要太多运输费用,问题在于,一是完全购买版片不如付资刷印来得经济有效。付资刷印无须大量资金投入,只须承担纸张及刷印费用,并在刷印时剜改坊号或另行刊印扉页、牌记即可。二是书坊与雕印实现分工的话,大部分版片就不会被一家书坊所垄断。而一旦某部畅销书的书版被垄断以后,就绝对不会允许他家刷印(有特殊关系者如同姓书坊或姻亲书坊、合作书坊等除外);其他书坊为了分一杯羹,只能进行翻刻。同一家族的不同书坊分享版片,在一个成熟的产业园区内也不需要移动或改变刷印工人,更无须剜改堂名。通俗书籍扉页上往往刊刻或另加印鉴的“本衙藏板”,应出于分工局面下对版片所有权的标榜,但其所标榜的是不是事实,显然另当别论。总而言之,版片交易既然是一种商业出版行为,那么它的存在就必须以符合商品规律为前提。“版片易主”的事实肯定是有的,但前述诸例绝不是这样的情况。

“剜改不尽”或“同书版心署名数量多者为后刻者”的推论,同样不能成立。首先是明显存在反证:如明本《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卷一、三、四署题为“三台仰止余象斗编,建邑书林余氏双峰堂梓”,而卷二署题中“余象斗”“余”“双峰”七字剜去,卷四末叶牌记曰“壬寅岁季春月书林熊仰台梓”。此书应为余氏原刻,熊氏据版重印。卷端四处署题,仅一处剜去(尚未及补刻),不能循例认为余氏为后刻者。其次,推论本身存在矛盾:剜改既为必须,又如何因态度草率而剜改不尽?态度既颇草率,又如何保证剜改堂号的数量就一定超过原来堂号?

柳存仁特别提出的一个例子是乾隆癸卯年(1783)扉页题福文堂刊《大说唐全传》:

它的序文及卷一第一至第十叶各叶的版心,皆刻振贤堂;更明显的,序文本是刻的明代的一位进士陆世科作的文章,而序尾却又添一行“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中秋,振贤堂新刻”字样。福文堂用了振贤堂的版本是不成问题的了,可以惊讶的是,这前后两个刻本,相距可能还不到一整年,何以原刻的人就这么急急地把木版出让?抑或,这两个书铺实即一家,或虽是两家而同归一位书贾经营?不然,就是故意要造出两个不同名字的书坊来标新立异牟利?那么,又为什么不把那一行露痕迹的文字挖去呢?

柳氏的疑问击中了“版片易主”说的另一要害,在根本上推翻了此说的合理性。不过,柳氏也未能找到合理的解释,甚至认为“这个问题恐怕没有人能够回答”。

真相其实并不难获得。根据商品经济的规律和明代中后期至清初商业出版的事实,前述最典型之例——今存世德堂本《西游记》——只有一种可能,即是某种“装订”的结果。因为建阳、南京两地不可能(也不需要)进行实际的版片运输,既然是同版刷印(包括后印修改),它们必然是在某一地进行的;此一书版历经不同书坊的刷印——版片主人刷印、其他书坊付费刷印、租版刷印或是购版刷印,所以书坊名称出现过剜改。无论上述哪种情况,结果都是各自刷成不同的书页,这些书页进入批发市场后可能会因为不同刷印者每次刷印数量的不同而形成参差,批发或分销商根据现有书页装订成书,遂造成了今存世德堂本《西游记》这样的情况。例2、3、4应皆如此。

版片拥有者刷印并批发出去以后,根本无法干涉各地零售商加上标有其堂号的扉页;而零售商另行刻印扉页,成本极低。如果版片拥有者收取了单独刷印者的“板头钱”,当然就更没有权力干涉刷印者另加扉页或在为数不多的版片某处剜改堂号;不仅不干涉,甚至有可能提供专门的剜改服务。零售商其实并不在乎版心堂号,他们只要加上一页极具标志性的扉页就能达到宣传、推广的目的;既有非常醒目的扉页,读者同样不会关心版心等位置的题署。因此,批发者和单独刷印者、零售商对其他位置题署的态度是十分随意的,这也就是前述诸例堂号题署纷纭复杂的原因所在。如例5,《南北宋志传》本来就屡经各地书坊翻刻,题名多样,“南宋演太祖事,北宋演宋初及真仁二朝事;命名至为不通”。其中有明世德堂刊陈氏尺蠖斋评释本、明叶崐池玉茗堂批点本,玉茗堂本北宋部分有署“万历戊午玉茗主人题”序,内容与世德堂本同。英国博物院藏小酉山房本《新镌玉茗堂批点按鉴参补杨家将传》十卷五十回,因亦有玉茗堂序,故知出自明叶崐池玉茗堂批点本。但此本改名作“杨家将传”,当出自郑五云堂,而小酉山房可能是购买郑五云堂的书页,也可能是付板头钱刷印,然后再另加扉页。例8是后一种情形的典型,直接在旧的扉页版片上剜改数字并刷印出新扉页,然后再与正文书页装订。

日本学者大塚秀高、上原究一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书坊合作。大塚秀高据例3认为,该本是在建阳余氏和金陵周氏计划出版之初便商定好双方的利润分配而共同出版的,两家书坊按出资金额获得印刷后的成品,然后各自附上扉页在自己的地盘出售。应该说,大塚氏的前一观点已经触碰到问题的实质——“刷印—装订”,但后一个观点明显不能成立。明末书籍的最大市场是江南,建阳书坊生产的书籍往往都要千里迢迢运到南京,如何可能在南京印刷后又运回“自己的地盘出售”?上原究一反对大塚的这一观点,可是他反驳的理由仅仅是大塚“没有考虑到印刷之后将大部书从南京运到(或从建阳到南京)的成本极高”,显然也没有意识到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印好的书籍是根本没有必要运回建阳的。由此,上原氏提出的新解释——不同书坊在得到书版所有者认可的情况下在不同地区进行覆刻,同样难以成立。因为如果得到授权,刷印以后进行装订并就地批发,远比重新刻版来得经济有效。另外,上原氏认为例3是余象斗在建阳的覆刻,他解释余象斗为什么会部分保留唐氏或周氏署名的原因是,“一方面是为了弄清版权方面的事理;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顾客普遍认为金陵刊本的质量远比建阳刊本好,所以他积极宣称自己的刊本是据质量很好的金陵刊本的正版覆刻而来,借此提高销量”。这两个解释都不正确:第一,当时书坊覆刻时不必为“弄清版权方面的事理”而特别将正版的书坊名字保留;第二,标榜金陵原本一般都是直接在扉页书名中加上“京本”二字,完全没有必要煞费周章。总之,不同地域异姓书坊之间的合作存在于商业出版中并无疑问,“装订”实即也是不同书坊通过雕版、刷印、零售等分工而实现产业合作的体现之一,然而大塚秀高、上原究一的部分论述明显对商业出版的商品经济规律有所忽略,不惟不能解释通俗小说的复杂版本题署状况,而且在根本上是存在相当问题的。

综上所论,中国明代中后期以降的商业出版中不仅存在“装订”环节,而且较欧洲而言更加体现出商品书籍出版、销售的内涵。

“装订”环节的“发现”,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认知,不啻于打开一扇窗户而看到了新的风景。

首先,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明代中后期商业出版完全是按商品经济和市场规律运作的。编创、刻版、销售形成一定的分工,建阳、南京形成产业链条极为完整的“产业园区”,从而使出版成本降低、销售渠道多样化、市场分割相对合理。具体而言,有能力进行较大规模雕版的书坊,既可以大量批发,也可以提供版片由人刷印而赚取“板头钱”;畅销书或长销书,则可以占据版片而垄断利益。小型书坊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多方刷印,降低商业风险,并和专门的零售商一样,又从各种书坊和批发市场购买简装书籍,然后另加扉页,并进行适合自身销售需要的“装订”。

不同的销售策略决定了不同的装订方式。何予明指出明代通俗书籍《博笑珠玑》有两个版本,一为建阳书林种德堂本,一为文德堂本;前者四卷本,后者五卷本,其中五卷本多出的第五卷,主要内容为晚明流行的一套称作《嫖赌机关》的文字,余四卷在两个版本中的内容、行款完全相同,只是个别用字上略有差异。这两个版本可能是前后印本,后印有修补。但即使不是前后印而是两种刻本(原刻与翻刻),它也体现出两种装订方式,其中与他书合订的方式是一种搭配销售的策略,在明代商业图书中屡见不鲜。如余象斗三台馆刊《八仙出处东游记》,其后又有版式字体完全不同但与主体部分“八仙”仍有一定关联的几篇文字《桂溪升仙楼阁序》《升仙楼阁跋》《重锲感应篇序》《蓬莱景记》《心箴示张日熹》,此亦是书坊有意的合订,最主要的目的应该是增加内容以标新立异,显示出与众不同,同时提高售价。前述例3日本内阁文库藏《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八卷附有《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也属于这种情况。

其次,“装订”揭示出明代中后期主要商业出版地区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紧密程度以及产业链完善程度,大大超出此前研究的估计。关于建阳和江南的联系,此前学者们已指出两点:一是建阳与江南拥有统一市场(但两地出版业的市场定位不同:建阳主要面向相对低端的市场,而江南则主要面向相对高端的市场);二是建阳从南京等处获取书稿和模仿、钞袭、盗版的资源。但实际上由产业分工和商品销售形成的商业联系,远较上述两端为多。建阳不仅可能在各地开设分号,而且与各地书坊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合经营或协作经营的情况。江南内部如南京、杭州、苏州之间,这种联系和协作尤为细密、多样。在产业园区特别是建阳麻沙、崇化和南京三山街内部,由于分工细密、产业链条完整、专业人才充备,形成极为紧密的商业协作。我们已经熟知的一些现象,如麻沙崇化、三山街书坊空前密集,家族书坊多见,书坊名号屡变,刻工分享与流动频繁,以及本文所指出的付费刷印及“装订”等,其实无一不是商业协作的表现。

无论世德堂本《西游记》的版片刊于何处,它都曾在版片所在地被不同地区的书坊所刷印,而且显然经过多次刷印和批发,其中一个批次的装订本流传到今天。通过这一“装订”事实可以得出一个宏观的结论:明代中后期的商业出版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大型出版有机整体(前期是建阳+江南;后期主要是以江南为中心)实现“交流循环”运作的。入清以后直到十八世纪前期,仍大体如此。此后随着商品经济在各地的展开,商业出版开始分散并深入,这一有机整体分化为无数较小的“交流循环”,最好的例子有两个:一是很多偏远地区的某些乡镇都出现了刻书;二是如《儒林外史》所描写的,像在南京、杭州这样的地区,几个文人批点几百份最新科卷,然后随便找个宽大些的地方“叫了七八个刻字匠”“赊了百十桶纸”,就能看着工匠们将其刻成书籍(《儒林外史》第二十八、二十九回)。

最后,体现在通俗小说中的“装订”,深刻地揭橥出通俗小说的商品本质以及书籍“交流循环”的内涵,不仅能使我们深入地体会通俗文学的社会意义,更能够帮助我们对通俗小说文献、文本问题产生新的思考,并进而得以抓住问题的本质,发现问题的真相。明清通俗书籍尤其是通俗小说书籍编纂、出版特别是版本、文本情况之复杂,远过于传统四部文献,很多现象根本无法用传统文献学原理加以解释,这可以说已经为当代研究者所公认。古代小说和明清书籍史研究者渐次展开对造成此一现象的原因的探讨,目前的观点已基本一致,即归结为通俗文学的世俗性和商业出版逐利为本而导致的急功、随意和粗率。这一结论当然并无错误,但需要更进一步,亦即将通俗文学和商业出版二者统一起来加以深究,在商品经济的背景下探讨其复杂表现的内在机制。坊刻图书本质上就是商品,商品生产就必须符合商品经济规律。从“装订”中不难发现:通俗小说种种复杂现象乃是其作为商品的本质属性决定的,具体到作者、编创、文本、版本等各个方面,都受到当时条件下商品生产实际的制约,并被打上深深的烙印。对通俗文学的认识,如果缺乏从商品经济和社会文化角度的理解,必然会发生严重的失误。

本文主要以通俗文学中的通俗小说书籍为例,对明代商品书籍“交流循环”中的“装订”环节进行了探讨。实际上明代商业出版的通俗书籍除了通俗小说之外,尚还包括科举用书、日用书(日用类书、商书、日历、卜筮用书等)、医药书、宗教读物(善书、宝卷、仙佛传记、科仪等)、蒙书,以及通俗文学的其他小类如戏曲、笑话、故事等。这些坊刊通俗书籍的“装订”例证可能也非常丰富,亟待我们一一发掘。重要的是,“交流循环”之“装订”的揭示与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商业出版“交流循环”的丰富内涵,尤可帮助我们发现不同类别商品书籍的自身特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原标题:《赵益丨“装订”作为书籍“交流循环”的环节及其意义:一个基于比较视野的书籍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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