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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集我与一座新城的缘分胡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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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的《深圳传》,要在香港出繁体字版,让我心下快慰不已,能有一本繁体字版的书籍,是绝大多数读书人的梦想。

深圳与香港,本就是一母所生的双城,只是因为某种历史原因分开了,但筋骨血脉还是相连的。《深圳传》的开篇第一节就是“双城记”,劈头第一句话写道:“深圳和香港像一对双胞胎,既相互独立,又相似乃尔。”所以这本写深圳的书,在香港出版,等于去亲戚家串了个门。

其实这部书的写作既偶然又必然,我在深圳生活了将近三十年,很想为特区的四十岁生日写点什么,但我又不想炒冷饭,所以写什么和怎么写总是没有想清楚。恰好此时,新星出版社向我约稿,他们想做“丝路百城传”丛书,而且由中国外文局的陆彩荣副局长亲自担当出版指导,邀请国内外众多优秀作家来撰写各地城市传记。他们的约稿电话瞬间触发了我的创作冲动,在深圳这么些年的生活积累一下子被启动,于是在一股激情的牵引下,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写作。

这本书与我以前所写关于深圳的书有所不同,作为一部城市传记,既要全方位、跨时代地记录城市,又要细致入微地探入城市肌体,显然出发点和目的地都不同。而且我又不想写一本学究式的史志类书籍,出版之后除了被研究者偶尔翻翻,便被束之高阁。我是希望能为大众写一本好看耐读的书,让在深圳生活过的人能神会心契,而没到过深圳的人能神往心驰。

从写作上一开始我就给自己加了担子。第一,不能写成概论式的传记,而要写成文学性的传记;第二,不能照着老套路写,尽量挖掘别人忽略的东西,假如是别人写熟了的事情,就找一个全新的角度切入,或者有新的细节、情节去填充;第三,虽然是非虚构写作,但要有虚构文学的笔法,要像小说一样,不能让人看到开头猜到结尾,看到标题猜到内容。所以这本书的写作,也是我在非虚构文学写作上的新尝试:酒瓶尽量装新酒,陈酒也要装进新瓶。

深圳如今很知名,若干年前介绍深圳的位置,最精确、到位的是:它在香港和广州的中间。但大众对于深圳的误读也是最多的,比如“文化沙漠”,比如“小渔村”“大染缸”等等。所以我在书中这样形容:“深圳既像一个魔方,又像一个谜团,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去阅读、书写,却仍然写不尽。写不尽的城市才是最有魅力的城市。”

我一向不喜欢过于逻辑的叙述,即使读学术性的书也喜欢读更具有语言魅力的书,我曾经读过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一下子就被那种不拘一格、无所顾忌的写作风格着迷,你不觉得那是在读一本城市史,某些地方像在读狄更斯的小说那样畅快,正史、野史、传说、妓院、疯人院等等一锅杂烩,但就是那一锅杂烩才让人认识一个隐秘而真实的伦敦。所以我在《深圳传》里也最大程度上摈弃学术语言、逻辑圈套等形式外壳,而是回到文学,用散文甚至小说的笔法叙述与描写,力图让更多的读者看到一个鲜活的深圳,而不是一个概念化的所谓“改革的前沿”“创业的乐土”,更多地感受到一个有烟火气的、市井的深圳,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一个“人间深圳”。

一个城市和一个人体一样,都有五官、肢体、血管、细胞,大小不同、作用各异,但缺一不可,缺了就是残疾。但在写作中,很多作者会有意无意地只写五官,不见内脏。五官也只写最美的,有瑕疵的也看不见,所以我们往往读到的城市书籍都是“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比拼,看不到一个客观的城市。我在写《深圳传》的时候,既会写改革的大关口,也会写生活的小细节,甚至把更多的笔墨花在山川、风物、人文、饮食、娱乐、趣事等等上面,因为我觉得一个城市是用来生活的,不仅仅是用来奋斗的。

此外,我在书中还关注了很多小人物,而按惯例这些人常常是进不了史传的,历史往往只记录英雄,会过滤草根。但其实这是后世写作者的误区,在《史记》里,司马迁除了皇帝、大臣、英雄,也写了不少的小人物,在“滑稽列传”中还写了一批出身微贱、意趣盎然的小人物,在其他篇章中还写了农夫、渔夫、民妇、狱吏,甚至在门客列传里还写了不少鸡鸣狗盗之士,并创造出“鸡鸣狗盗”这个成语。深圳的大佬很多,各种地方志、年鉴等官方记录都会承载他们,而那些小人物如果《深圳传》里不记录,他们就会永远湮没了。

我有在城市閒逛的爱好,特别不爱坐车从起点到终点,而是喜欢用自己的脚来“读城”,我的“读城”就是“踱城”。希望早日解除疫情禁令,让我尽快从深圳踱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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