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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媒介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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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与丝路文化传播”学科创新引智基地是陕西师范大学首个以人文学科为主体、融合工科、艺术等学科的建设基地,是一个为海内外专家学者搭建的智库平台。为了加快基地建设,促进世界一流学科发展,陕西师范大学“长安与丝路文化传播”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于2021年7月25至31日共同举办了“第三届长安国际文学与文化理论讲坛”活动。本次讲坛以“书籍、媒介与世界”为主题,分为六讲。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及国内高校的近20名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活动。国内外高校师生近千余人在线聆听此次系列讲座,并与嘉宾们进行交流互动。

7月25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张新科教授出席线上开幕式并致辞。他回顾了自2018年以来“长安与丝路文化传播”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举办的一系列高级研修班及工作坊活动,这些活动得到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书籍、媒介与世界”这个主题具前沿性、世界性和现实性。本次讲坛是一场场富有激情的中西方学术对话,希望与会人员,尤其是青年学子,能够充分利用网络优势,积极参与,碰撞出思想火花,从而使文学实践和学科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提升。

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现状,有学者呼吁反思此前因全球化等原因所形成的文化与思想观念,应该重视“对理论的抵抗”这一话题,并对文化与人类进行重新定义。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教授加林·提哈诺夫首先开讲,他讲座的题目是“流亡铭文:移民和对理论的抵抗”。“抵抗理论”是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82年一篇文章的标题(后来收录在他的同名著作中),提哈诺夫借此来思考流亡、流动以及它们促使理论生产、铭刻或者被摒弃时,所运用的复杂而迥异的方式。讲座中,他首先区分了“大写”和“小写”两种不同的文艺理论概念,指出“大写”的理论强调其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普遍应用和思想史功用,具体呈现为法国后结构主义及其方法的泛化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应用这两个方面,与欧陆哲学有明显的亲缘关系,而“小写”的理论常应用于文学、电影、绘画等具体的文艺门类,一般不涉及普遍性原则,这两种理论常常相互影响。接着,在“两种理论”的意义及其区分基础上,他考察了流亡思想家们创建理论的背景,分析了在流亡过程中理论与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相互交错影响的事实,指出流亡常常使思想家跳出特定的地缘甚至学科限制而获得更为广阔的视野。他以卢卡奇和特鲁别茨科伊为例,展现了文艺理论是以何种方式与世界主义挂钩、并对其进行反思和再创造的。他剖析了“对理论的抵抗”的两大根源:一是文艺理论不再满足于自我指涉,而是渴望参与社会事业;二是一部分思想家在流亡过程中跨文化的症候式思考,揭示了文艺理论在此前与普遍性的挂钩最终被证明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幻象,由此揭示了“对理论的抵抗”的必要性。

本场讲座由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郭雪妮主持。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周敏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评议与探讨。周敏认为,提哈诺夫讲座中的观点与爱德华·萨义德“理论的旅行”中所指的理论的跨地域、跨文化流变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遥相呼应,展现了一种“后理论”的视野,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同样从“流动”角度考察“世界”“文学”及“理论”的还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欧洲语言系教授潘则健。潘则健讲座的题目为“世界文学的矛盾”,包括“经济全球化”“世界文学话语”“文明的冲突”“译者的使命”和“世界文学的终结”五个部分。他提出:世界文学的观念是作为全球化进程的一种文化对应物而兴起的。全球各经济体之间的差异性导致了全球公共领域问题,并为世界文学话语的多样性存在提供了现实基础。世界文学问题与翻译问题密不可分。透过本雅明的翻译理论,潘则健表示,将文本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并不能使文本跨传统传播。相反,每一种传统都保持在自己的轨道内,并将外来文本融入自己的轨道,两个传统之间没有文本的同一性,这个过程也没有创造出单一性的世界文学。翻译文本本身没有内在意义,而是在融入传统的过程发展意义。每个融入的过程都基于一个情境化的当下,世界文学的定义也会随着情境的改变而改变,其结果就是世界文学的多样性。在这种多样性中,每个文化空间都会产生自己对文学世界的看法,从而建立自身独立的世界文学经典。

本场讲座由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李雅琪主持,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裴亚莉评议。裴亚莉从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转变谈起,认为中国文学已经得到了世界学者关注。另外,她还谈到“翻译”问题,指出“翻译”应该是一种态度,它看上去是技术性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立场的选择,我们应该坚持中国语言的独特性。

当前,人文学科正在走向全球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有新思考,只有这样,才不会将人文学科概念化或历史化,而是始终保持在动态中对其进行描绘。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传播与文化学院教授西蒙·杜林从对人文学科理念的再理解进入到“世界”这个主题概念。对于人文学科的重新理解与界定,杜林给出了三个基本前提:一是大学中的人文学科不断被削弱,它正在成为学院内部的“元学科”;二是人文学科史因其研究与表现方法的差异而显示出明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三是在考察人文学科时,研究者们不仅应该关注其学术性质,还应该注重“人文学科”一词在专业的与业余的、学术的与大众的等多种表现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杜林认为,作为一种广阔的知识形式,人文学科无法依据所涉及的研究对象或专题来进行定义,它是一门跨越时空的内涵丰富的学科。在谈到人文学科正在被弱化的问题时,他表示,大学人文学科被弱化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也无需太过悲观,因为一个拥有人文精神的“世界”正在生长起来。

本场讲座由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颖主持,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苏仲乐进行评议。苏仲乐表示,当今的世界结构和知识形态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文”概念也已经溢出了我们原来理解的范围,因此,定义人文学科是困难的,但也是重要且必要的。期待能在杜林的新作中阅读到一个更加清晰的“人文学科”的知识图景。

技术革命对图书出版行业这一古老媒介产生了深刻影响。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约翰·汤普森在其名为“图书战争:数字革命对出版业的影响”的讲座中,以“亚马逊”的电子图书出版为例,演绎了数字革命究竟如何使媒体行业发生巨变,进而向我们展示了一派数字时代的图书景观。他认为,当今世界数字革命已经席卷了整个媒体行业,很多传统的东西被颠覆。目前,无论是欧美还是中国,所有媒体行业如图书、报纸、杂志、音乐、电影和电视剧等,都无一例外地暴露出数字革命带来的破坏痕迹。和音乐一样,图书非常容易数字化,而图书的数字化传播很可能导致传统出版行业收益大幅下降,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结果。同时,电子书的销售还受到了诸如“kindle”“ipad”等阅读设备和“有声读物”的挑战。紧接着,汤普森的话题又回到了传统图书出版业上来,他认为便捷性、信息资本化和组织性是出版行业获得成功的至关重要的三点原因,并进一步指出印刷文化和数字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混合文化。最后,汤普森谈及了数字图书出版的有益之处——“自由出版人”“自出版(self-publishing)”等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生产的方式,使作者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权与主动权。同时,他还再次强调了出版商的地位以及出版商和作者、读者等出版业相关主体进行交流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这些才是数字革命时代真正需要重视的因素。

本场讲座由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谢欣然主持,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文担任评议。赵文认为数字革命给图书出版业带来四点显著的变化。第一、数字革命不仅导致时间、空间及物质层面的重大变化,还引发了政治、经济、思想体系等领域的改变。第二、数字资本主义建立在由数字劳动创造的数字商品与数字共享的对立之上,它会加剧萌发于资本主义内部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剥削性。第三、开放存取的电子书给电子出版行业带来了高利润回报并逐渐呈现出垄断趋势,电子书销售商对用户个人数据进行持续监视,并基于大数据向用户定向投放广告,从而获利。第四、数字图书出版可以使作者通过自我出版,得到真正的“选择”,作者的主动权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提升。最后,赵文引用汤普森《数字时代的图书》结论中的话结束点评,认为我们应该对数字化的贡献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消费时代人类的审美观念已经从传统的自律性转向感知领域,以感性生存为核心,追求日常生活的幸福与满足,已成为消费时代的“生活美学”。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西建在线分享了题为“作为社会感性表征的审美文化: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转向”的讲座。讲座围绕 “消费意识形态的形成”“人类审美的变化与转向”和“审美文化作为社会感性表征的结构”三个角度展开。李西建首先梳理了迈克·费瑟斯通、鲍德里亚、杰姆逊和莱斯理·斯克莱尔四位思想家关于“消费与文化”的观点,清晰展示了消费意识形态的形成脉络,并指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到来与经济的高速发展,消费主义的扩张不仅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在中国社会蔓延。接着,他解读了包括韦尔施和加尔布霍斯在内的众多思想家关于“消费时代审美”的观点,认为胡塞尔、海德格尔、卢卡奇、维特根斯坦、列斐伏尔等人都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研究领域转向日常生活世界。最后,李西建从概念史与现代性社会文化背景等两方面进一步思考了审美文化何以体现为社会感性表征的生成与构建问题,点明审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于对人性的完整性和生存的本真性的守护。同时指出,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中有许多虚假的东西,滋生出大量泛审美意识和伪审美精神,我们需要对此保持警惕。李西建将其观点与结论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感性化生存已构成当代人生存的基本面向和重要方式,而感性文化也已成为人类文化的主导形态与类型。第二、审美文化是美学当代转型与新的审美形态生成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三、审美文化已经引起文化结构与人的生存方式的巨大变革。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李雪担任本场讲座的主持人,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人文学院院长高建平对讲座进行评议。高建平首先表达了对消费意识形态的看法,指出消费时代的形成是生产过剩、竞争加剧的结果。其次,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概念溯源,他建议可以关联到美国学者约翰·杜威的连续性思想。最后,高建平提及了“新感性”问题,他认为感觉能够帮我们直观真理,倡导“新感性”并不意味着感性的放纵,而是通过感性的建构、调整与批判回归到感性的本真。他表示,这可能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的生长点。

当今时代,中国学者应当如何研究中国?应当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金惠敏的讲座“作为理论的中国:现今我们应该怎样研究中国?”,从“特殊性”问题谈到“普遍性”规律,提倡发掘中国智慧的世界意义。他认为,要讲好中国故事,就必须处理好中国文化中“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开掘出中国问题、中国文化的普遍性及其全球意义,使之成为能够跨越时空、跨越国界的精神资源。在他看来,当代的汉学研究应该直接作用于现实生活,发觉其普遍价值,从而使作为地方知识的汉学具有全球意义。在此基础上,金惠敏阐述了自己“间在对话”的理论构想,该构想借鉴于法国学者朱利安提出的“间距”和“之间”等概念。他认为,中国研究的未来应该警惕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朝着一种“间在性”的方向前进,使之在观看与接受的过程中进入全球理论的“统一场”。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田延担任本场讲座的主持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李晨阳对讲座进行评议。李晨阳认为,金惠敏的讲座为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中国文化登上世界舞台应该采用混合而多元的文化交流模式,使中国文化成为现代世界文化构成的一部分。同时,他还鼓励青年学者打破历史成见,积极批判创新,充分发掘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使之成为一种活文化、活思想,为世界文化的再创造作出有益贡献。

本次“长安国际文学与文化理论讲坛”为中外学者们搭建了一个自由、开放、包容的交流平台,为青年学子们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学习机会。在为期7天的时间里,学者们通过学科互渗与比照的方法,分别从“理论”“书籍”和“媒介”等角度切入到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构型”视野中去,将文学、美学、科技等都纳入“世界”框架之下,加深了新语境下对于“人文、中国与世界”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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